从森林经理到农业文化遗产领航员——生态学家李文华院士专访（上）
乐续按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14 年FAO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97届会议报告赋予了GIAHS在FAO组织框架内的正式地位，这标志着GIAHS将变成FAO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在这项国际性的行动计划中，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先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全面了解GIAHS的提出与发展历程，更好地推动这一项目的中国实践，孙庆忠教授2014年两次专访了李先生。现将访谈辑录成篇，让我们与这位生态学家同游，重温一段宝贵的科学探索之旅，理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足迹。
2014年11月24日孙庆忠教授采访李文华先生
一
学术前缘：从综合考察到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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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在我们正式进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这个话题之前，先来总体上谈谈您60多年的学术研究吧。您从1953年毕业留校从事森林经理方面的教学，到留苏回国后对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定位研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青藏高原、横断山的科学考察，到近些年来对生态农业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研究，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主题背后有着怎样的学术机缘？回首自己治学的足迹和心路时，会有怎样的人生感慨呢？
孙庆忠
( 以下简称“孙”)
李文华（以下简称“李”）
每个从事科研的人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我们那个时代，干什么不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我们也习惯于服从党的分配。也许这样的安排对于个人深入的科学研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能为国家的需要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回想起来也是无怨无悔的。从我毕业后的60多年来，虽然一直没有离开生态领域，但是却经历了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研究，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再到生态农业复合系统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以至于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范畴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
1953年我从北京林学院毕业留校后，最初是在森林经理教研室担任助教，后转到森林学教研室(即现在的生态教研室)担任讲师和教授。前一阶段的经历使我对森林测算和森林经营管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后一阶段的工作则为我后来一直从事的生态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57年我有幸被学校推荐到苏联留学，这在当时几乎是所有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更使我喜出望外的是，由著名的生物学家和森林生态学家苏卡乔夫院士担任我的导师。他是生物地理群落理论的创始人，为进行生物地理群落研究，在不同自然地带建立了定位研究站开展长期定位研究。苏卡切夫多次带团访问中国，对我国有深厚的感情，并协助我国在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个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站。
1959年李文华苏联留学时｜图源：《中国科学报》 (2016-11-07 第8版）
1957~1961年在苏联留学时期与导师苏卡乔夫（中）和蒋有绪（右）合影
李
从苏联学习回国后，自1961年开始，我就在小兴安岭伊春北京林学院教学实验林场带学生野外实习，开展半定位的森林生态研究。尽管当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研究仪器和手段也非常落后，但通过师生们齐心协力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北京林学院搬迁到云南，我们不得不在1972年终止了在小兴安岭的研究。但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段颠沛流离的过程中，我还留了部分零星的原始材料，并在文革后期整理出来油印成册。这部分材料成了见证当地森林变化的历史文献。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故地重游时，实验林场的森林已荡然无存，面目全非，我们刚刚开始的研究就在其襁褓阶段不幸夭折了。
后来，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的生态站参观访问，看到他们展示的上百年完整的科研记录，我深深地感受到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和保留前人研究与智慧结晶的遗产的珍贵性。这也为我以后关注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埋下了种子。在这以后，我的工作几经变迁，但是不论到哪，我都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特殊的感情与关爱。我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关于自然保护区的问题。后来我参加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主持生物圈保护区的遴选工作和长白山生态站的保育工作，这些也都为我组建科学院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心和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埋下了伏笔。
1973年， 我有机会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青藏综合科学考察队。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时是在“文革”中间，大家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业务，但我们这批人却被允许到青藏去工作，这让我们感到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并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3~1976年青藏科考林业队（韩裕丰、陈彩真、尹秉高、姚培志、桑杰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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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什么说青藏科考是您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除了使您中断的学术研究得以延续之外，科学考察本身又带给您怎样的人生体验和学术思考？
孙
李
这次科学考察在我的科研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我一度中断的科学研究得以继续，同时也为我打开了广阔的视野，体验到综合研究的真谛和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从“教学为主”向“科学研究为主”的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独特的地理单元，以其巨大的高差，崭新的地质历史、辽阔的面积和独特的生态环境，成为生物地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但同时由于这一地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在科学研究上许多方面还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于1972年专门制定了“青藏高原1973-1980年综合科学考察规划”。从1973年开始，组建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组织了全国56个科研、大专院校、生产单位等，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地理、生物、农林牧业等方面的50多个专业的40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西藏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高山缺氧、风雪严寒、交通不便、野外装备简陋等困难，历时4年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完成了有史以来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全面、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出版30多部专著，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青藏科学考察除了使我在专业上有所收获外，使我难忘的是开拓了视野，懂得了在生态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中多学科和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性。 通过综合考察不仅学到多方面的知识，在科学组织方面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那时参加青藏科学考察的同志们个个都是全国生物地学界单位的骨干，大家集中到这样一个项目里来，相互交流，耳濡目染， 培育了科学家之间的协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使得我在后来的工作中能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一起合作，互相帮助，并建立友谊。我认为自己一些比较大的科研成果都是在集体的帮助和协作下完成的。
1975年李文华参加横断山脉考察｜图源：《中国科学报》 (2016-11-07 第8版）
二
人与生物圈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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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刚讲到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及生态学研究，是您投入精力较多的领域。这也为您积极推动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系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您曾在1986—1990年间担任过两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和执行局主席，参与此类国际性的工作对于您个人的学术研究、对于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又有怎样的意义？
孙
李
20世纪的70-90年代是国际上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孕育和发展时期，这段时期也是我参与国际交往最活跃的时期，使我有机会涉足这一领域。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领导机构的工作,我与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以及国际科联（ICSU）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而这些都是当时对环境问题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通过参与有关工作，我扩大了生态学研究的视野，认识到要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长期支持的综合性计划之一，是一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的、雄心勃勃的政府间生态学研究计划，在推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MAB计划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员，而不是把人作为局外因素来看待这些问题，这个计划着重研究人类不同程度影响下的生态系统的功能、人类影响下的资源管理与恢复、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以及人类对环境压力的反应，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物圈保护区网。应该说MAB计划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生态学新潮流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我从1978年我国成立MAB国家委员会就介入了这项工作。在1986-1990年还曾担任过两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和执行局主席，1990年在MAB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兼任秘书长。回想起来，MAB计划不仅对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MAB工作的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成长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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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的工作经历对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对您个人的成长都有着深远影响，那么，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参与到了这项国际性的环境发展计划之中？MAB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和实施又取得了哪些成绩？
孙
李
谈到机缘就得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走向国际舞台的生态学工作者,我得到了侯学煜、阳含熙、吴征镒等一批老先生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包括陪同侯学煜和李孝芳先生对美国的访问，在阳含熙院士的率领下参加中国人与生物圈代表团对欧洲4国的访问，以及陪同吴征镒院士参加中国自然保护区代表团到英国进行访问。据我所知这些外事活动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在封闭了多年后最早的几批到国外访问的代表团。在这几次国外访问的过程中，我有幸能与我国生态和林学界的几位大师级前辈近距离接触并聆听他们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1978年李文华（左）陪同侯学煜（右）、李孝芳（中）考察美国加州红杉树国家公园｜图源：《今日科苑》大风号
李
MAB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际协调理事会(ICC)，由UNESCO大会选举出的理事国组成。理事会设执行局，负责休会期间MAB的常务工作，由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和一个报告员组成。ICC一般每两年选举一次，除了UNESCO，也邀请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1979年阳含熙先生当选为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1986年换届时，本来计划由我接替阳先生竞选执行局的副主席，但秘书处与有关国家代表协商后建议我竞选主席，并得到全票通过。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对生态学的研究也比较重视，具有综合研究的实力和经验。同时，在前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和国际MAB秘书处以及有关国家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本着科学研究的目的，让国际方面感受到中国对生态环境的真切关心和对联合国工作的真正支持。执行局主席一届两年，我在第十届换届时获得连任。
1979年李文华（前排右二）随我国人与生物圈代表团出访欧洲｜图源：《今日科苑》大风号
李
1989年6月14—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办了主题为“未来的科学与技术：国际合作的新面貌”的学术研讨会，各科技领域的权威专家、重要国际组织的官员以及国家或地区科学院的院长等84位卓有成就的个人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我在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小组里担任主席，我们经过讨论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提出了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生物多样性保护(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三方面挑战的提出，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生态学会在1990年的年会上也肯定了这三方面的重要性，直到现在它们仍是生态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MAB计划是国际合作的窗口、人才培育的摇篮、创新思维的智库和成果交流的平台。我国通过MAB计划的开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生态建设以及生物多样性保育,也为国际MAB计划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离开MAB的工作已有多年，但是这段经历却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曾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许多国家MAB的进展情况，从国家层面比较，我感觉中国在MAB计划的实施方面无疑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好的一个。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于1993年创办的全球唯一一本宣传“人与生物圈计划”基本理念、挖掘整理生物圈保护区在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经典案例的大众科普期刊——《人与生物圈》，并使之成为中国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一部分｜图源：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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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提到，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办的关于科学创新的研讨会上，您担任生态组主席，提出了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三个挑战，其中之一便是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您能否结合工作经历，讲讲这一概念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再谈谈由您直接推动的基于这一理念的地方性实践？
孙
李
1986-1990年，在我担任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主席期间，除了主持全体大会，听取并讨论年度报告外，还要主持生物圈保护区的遴选工作。同时，由于我还担任IUCN东亚区理事，通过这些活动，大大加深了我对自然保护区和遗产地保护的意识。特别是由于当时人与生物圈计划与世界遗产计划（World Heritage）同署办公，在1970年之前两个计划的秘书长均由我的好朋友Dr.Von Droste兼任，这就为我加深对世界遗产的了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恰逢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形成时期，在IUCN的活动中很多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践模式探索有关。据我所知1980年由UNEP、IUCN、WWF、UNESCO和FAO共同完成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WCS)最早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
“人类利用生物圈要加以管理，以便在能使当代人获得最大和持久利益的同时，又能维持其潜力以满足后代人的需要与期望”。
这一观点在其后的Brutand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发挥，形成现在公认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自然保护区也从长期以来单纯保护的观点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1986年当选“人与生物圈”计划主席后与日本友人交谈。
李
1992年，我结束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工作回到国内，正值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21世纪议程》正影响全球。我回国后在自然资源学会年会上做的第一个报告就是结合我在国际合作和交往过程中的体会，介绍我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我国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应该说，那个时候对于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我是接受得比较早的，而且这种发展的理念也贯彻在我后来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和区域发展的咨询工作中。
三
生态农业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联
1
您在MAB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积极地推动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与您对生态农业的系统研究有着怎样的关联？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差异?
孙
李
刚才讲到的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今天看来实在有些平凡和普通，但在当时却是很不寻常的。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中，我确实得到了许多人没有得到的机遇。除了参加当时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包括 UNESCO、FAO、MAB、IUCN、WWF、UNEP,以及国际资源保护中心联盟（INRIC）学到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外，我还与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C.Heden和Dr Ganter Pouli共同发起组织以可持续发展原理为基础的“工农养殖零排放系统工程”。我们共同为“零排放工程（Zero-Emission Initiatives）”。尽管由于专业条件的限制，零排放等在我国并未形成应有的影响，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当时零排放计划中所包含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思路，并在其后的生态农业、生态示范区建设的研究中得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和不同学科都开始了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有益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种类型的生态示范区建设，如农业部开展的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科技部发起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环保部先后开展的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市/县、生态文明试点建设，建设部先后启动的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国家林业局启动的森林城市建设等，以不同尺度的区域单元为平台和切入点，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多年的经验让我越来越体会到，当生态学介入社会问题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从一个区域的平台，以系统的观点和视角出发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朴素的实践在我国早有萌芽，中国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传统生态农业就是其中的精华，对于现代生态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推进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参与其中。江西千烟洲农业生态工程就是在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南方考察队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开展的一项成功的案例。1988—1991年，当时我作为综会的常务副主任，以江西千烟洲为基地，创办了千烟洲农业生态试验站。我们改变当地过去单一种植方式，发展了以生态经济原理为指导的“丘上林草丘间田，河谷滩地果、鱼、粮”的多组分农业生态工程，收到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退化红壤丘陵的恢复开拓了有效的途径。现在“千烟洲模式”已成为江西省山江湖综合发展的样板和国家山地生态农业发展的典范,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先后到千烟洲访问考察,并成为中国21世纪议程第一个国际资助项目的组成部分。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觉到农业应该走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地方富裕。我曾因参与FAO组织的10个国家小流域治理项目（CTA）而到尼泊尔工作，那时我就感觉到把农业当作一个系统，把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理念在中国已经实现了，但那时候很多国家还没有接受这样一种意见。他们有很多项目，搞了之后应该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富裕起来，从理念上应该走向可持续，但很多国家并没有做到这点，有钱支持的时候进行，钱一停，项目就结束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要把生态学的观念和实际结合起来，它不是一个只在那里指手画脚、说“NO”的科学，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做出一些事情来。
除了在实践上的差异，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农业，它既有一般的生态理念，也把中国的特色突显了出来。中国的生态农业是一个把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高效利用资源融为一体的新型综合农业体系。
从科学理论和方法看，它要求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与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科学方法，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基本原理，要求跨学科、多专业的综合研究与合作，建立生态优化的农业体系；
从发展目标看，它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主攻目标，要求多目标综合决策，代替习惯于单一目标的常规生产决策，从而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环，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从技术特点看，它不仅要求继续和发扬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并注意吸收现代科学技术，而且要求整个农业技术体系进行生态优化，并通过一系列典型生态工程模式将技术集成，从而发挥技术综合优势，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健康过渡，并进而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环境友善的未来永续型农业，提供了基本的生态框架和技术雏形；
从生产结构体系看，它不仅要求各个产业部门建立在生态合理的基础上，而且特别强调农林牧副渔大系统的结构优化和“接口”强化，形成生态经济优化的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和综合农业系统；
从生产管理特点看，它要求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农户微观经营、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既注重各个专业和行业部门专项职能的充分发挥，更强调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全面协作，从而建立一个协调的综合管理体系；
从国内外发展战略转变来看，它有别于国外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内涵，并早于国际上流行的“持续农业”，与“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与行动纲领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它是更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
我们的生态农业必须把发展和保护的问题统一起来考虑，而在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在发展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人们考虑的主要是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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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农业建设渐已成为国家农业发展的理念，90年代农业部联合有关部委开展了一系列试点工作。从倡导到实践，您是这项工程的全程参与者，请您谈谈生态农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为了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千烟洲农业生态工程的示范案例，您又组织开展了哪些理论总结性的工作？
孙
李
中国农业发展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传统经验。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发展特色农业模式提供了基础，丰富的传统经验中蕴涵着值得今天借鉴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意识。但同时，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并不是很好，人多地少、人多水少、森林资源匮乏、草地退化严重、农业污染加剧等问题依然严重，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农业现代化的弊端开始显现：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各种生态问题、农业灌溉用水的大幅增加导致水资源过量开采、过度垦荒和滥砍滥伐及超载放牧等导致水土流失及土壤沙化现象严重。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国农林科技工作者的重视。早在70年代后期，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学者就指出，要以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观点来指导农业的研究与实践。1981年，马先生在农业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态工程建设原理。1982年，叶谦吉先生在银川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生态农业”这一术语。
随后，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业要
“走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优点的同时，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一部分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一些行政区域，开始了生态农业的探索起步。在近10年的试点后，1993年由农业部等7部委局组成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重点部署51个县开展县域生态农业建设，从其分布的区域和生态类型的代表性看，是具有推广意义的。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广泛的生态农业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生态农业理论。
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现已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
李
1991年5月，马世骏和边疆共同拟订了中国生态农业的基本概念：
生态农业是因地制宜，应用生物共生和物质再循环原理及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而设计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
这一概念的核心部分被写进农业部颁布的生态农业建设区建设技术规范，成为全国开展生态农业建设的行为准则。
2000年3月，国家7部委局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工作会议，对第二批50个示范县工作进行部署，同时提出在全国大力推广和发展生态农业的任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对会议报告作了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组织领导，依靠科技创新，把生态农业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与发展无公害农业结合起来，把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至2010年中国在新世纪连续出台了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力强调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其中4份均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我带着几个国家的学员来中国参观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中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绝对是走在前头的，而且也感觉到中国的经验应该传播到外边去。2001年我主编的Agro-Ecological Engineering in China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学系列丛书出版。书中以可持续发展原理为指导,对我国的传统经验和该领域近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对15种典型生态农业工程类型进行了重点剖析。UNESCO生态学部主任Dr.Piwrre在来信中说,“我们愿意与您和您的同事们共同合作，将中国在这方面进行的具有先锋作用的重要工作，传播并试用于不同的生态-地理地带的持续农业中。”
为了使生态农业这一具有数千年传统，曾经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联合了国内曾经或仍然从事生态农业理论研究、生产实践与组织管理的一批专家，系统整理并不断完善我国生态农业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总结过去20年来生态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分析生态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找出新时期生态农业发展的突破口，2003年我组织编写出版了《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以期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为国际可持续农业发展提供借鉴。这部180万字的专著，实际上也是在抢救中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文化遗产。
《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化学工业出版社
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国际影响，也自然地呈现了生态农业与您当下领军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在关联。
孙
李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示范是生态农业研究与应用示范的进一步深化。我认为生态农业和农业文化遗产的理念结合得非常好，生态农业把它核心的一些指导思想、技术、模式提出来了。现在我们提出的遗产候选地，很多都是在我国长期的实践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典型。世界各地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各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创造并发展出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和景观，被农民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保持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产生了具有独创性的管理实践与技术的结合，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持续不断地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食物安全，提高了生活质量，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景观价值，又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加弥足珍贵。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中国具有大量亟待保护的传统农业系统，如稻鱼系统、农林复合、农牧复合、淤地坝、坎儿井、基塘系统等，这些农业系统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To be continued
李文华
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32年生于山东广饶，1953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1961年在苏联科学院获副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生态学会顾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指导委员会主席，农业部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然资源学报》、《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和《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杂志主编。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南亚10国小流域治理首席顾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ICIMOD）理事、轮值副主席，国际科联（ICSU）环境顾问委员会委员，东亚生态学会联盟（EAFES）第一届主席，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ature and Resources中文版主编，瑞典皇家科学院AMBIO中文版主编，等。著有《西藏森林》、《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及优化利用模式》、China’s Nature Reserves、Agro-Ecological Farming Systems in China、《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等20部专著，发表研究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得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被国务院授予“为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称号。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乐与永续（Live Heritage），是一个致力于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的保育、传播与分享的社会企业。我们致力于采集、呵护、传递那些作为共生智慧的遗产，通过设计与支持长效型遗产共生策略，助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一种能够平衡生态、经济、文化及社会权益的“遗产共生模式”。